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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与门生:一群段子手,一门忠义士
点击数:469时间:2016-12-13 

苏轼与门生:一群段子手,一门忠义士

文/康震

苏轼门下之所以能汇聚英才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个性与道德。六君子与苏轼之间,不仅是文学的认同,还有个性的认同以及道德观念的认同。这包括两个方面:第一、六君子基本上都是个性洒脱、性情诙谐之人,他们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信仰者、追求者、实践者,但是并不打算让儒家的思想僵化成为束缚自己性情个性的绳索,所以他们的个性性情都是比较洒脱自由的。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宋哲宗元祐元年九月一日,司马光去世。这一天,哲宗皇帝率领百官在京城南郊祭祀天地神灵祖先,安放神宗的灵位,宣布天下大赦。九月六日,朝廷的祭祀活动结束,大臣们都赶往司马光的宰相府吊唁。程颐负责主持司马光的丧事,却不许大家在这个时候吊唁司马光,为什么?理由来源于孔子的《论语》。因为《论语》中说过:“子于是日哭,则不歌。”于是程颐说:“你们刚刚参加了朝廷的吉礼活动,现在又来参加丧礼,太不严肃,不符合古代的礼仪。明天来吧。” 孔子的这段话的确是对礼仪之道的规范,但这种规范也是建立在人们真实情感基础之上的。转悲为喜不大符合人之常情,但是乐极生悲、从喜悦转为悲伤,从情感上来讲就比较顺畅。正因为如此,当时就有人反驳程颐道:“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,但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呀。”程颐有些尴尬,满脸涨得通红,不禁提高了嗓门,继续高声争辩。

苏轼与门生:一群段子手,一门忠义士

程颐

这件事情本来与苏轼没有直接关系,但是一则苏轼本来就很讨厌程颐古板僵硬的作风,二则他看到这种尴尬而滑稽的场面,觉得非常可笑,似乎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!于是止不住加入争辩的队伍,进一步挖苦程颐道:“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。”(事载宋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93)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“叔孙通”是秦汉之际的儒生,刘邦称帝后,他为汉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与礼仪,算是汉朝开国的大儒、礼仪策划的总监。“鏖糟陂”则是一处污泥烂草、肮脏不堪的沼泽地,位于东京汴梁西南十五里处,“夏秋积水,沮如泥淖”(宋庄绰《鸡肋篇》)。“鏖糟陂里叔孙通”的意思是:程颐是一个从京城郊区污泥脏水泥坑中爬出来的冒牌叔孙通,这套伪规矩都是村学究制定的。这是讥讽程颐拘泥小节,不识大体,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学究、假学者。

为了司马光的葬礼,两人还爆发了进一步冲突,这在《贵耳集》中被记录了下来:

元祐初,司马公薨,东坡欲主丧,为伊川所先,东坡不满意。伊川以古礼敛,用锦囊裹其尸。东坡见而指之曰:“欠一件物事,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。”由是与伊川失欢。

可不是,将尸体用锦囊包裹,不就像一个邮包?直接打包寄给阎罗王,也不用下葬了。这其实是一个玩笑,讽刺程颐拘泥古制,迂腐不堪。当然,这个玩笑开得很刻薄,也只有苏轼开得出这种玩笑来。我们可以想象出来,司马光去世的哀悼现场,一派庄重肃穆的氛围,程颐则是一副僵硬、尴尬、激动的神情,苏轼勾画出的却又是一个漫画式的程颐形象,这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、对照,在场的官员们禁不住哄堂大笑。

苏轼与门生:一群段子手,一门忠义士

洒脱随性的苏轼苏轼的这种做派,也影响到了他的弟子们。一次,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,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。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:“君子多乎哉!”这句话出自于《论语·子罕》,有人称赞孔子多才多艺——孔子回答说,我从小家境贫寒,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。但在孔子看来,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,而不在于掌握多少技能。所以他自问:“君子多乎哉?”——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吗?自答曰:“不多也。”秦观巧妙借用原话的谐音,成了“君子多‘胡’哉”!将字面意思转换成“胡须多的就是君子”。苏轼立即打趣地回答说:“小人樊须也!”这是《论语·子路》中孔子的一句话,原话是“小人哉,樊须也!”樊须是孔子的学生,他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地,孔子认为执政者各司其职,要善于抓大事。樊须只关心如何种田这一类具体的小事,不关心仁爱治国的大事,所以是小人,是没有智慧的人。苏轼也巧妙地借用谐音,转换成“小人‘繁’须也”,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。用孔圣人的话来开胡须的玩笑,也只有苏门师生想得出来。这让程颐知道了,还不知道怎么嗤之以鼻呢!

还有一则有关程颐的故事,也可说明苏门上下的性格:他日国忌,祷于相国寺,程颐令供素馔,子瞻诘之曰:“正叔不好佛,胡为食素?”正叔曰:“礼,居丧不饮酒食肉,忌日,丧之余也。”子瞻令具肉食,曰:“为刘氏者左袒。”于是范谆夫辈食素,秦、黄辈食肉。(《二程外书》)

苏轼与门生:一群段子手,一门忠义士

“为刘氏者左袒”是一个典故,当年刘邦死后,吕后不是要专权吗,周伯就号令刘邦的部下起来反对吕后,以左袒为标志。左袒,就是把左胳膊都露出来,仿佛缠了一块红布似的。凡是拥护刘邦的,就把左边胳膊露出来。这里引用这个典故,意思是凡是吃肉的,就把左胳膊露出来。当然,这只是一种说法,也不可能在祭日上真得袒胸露臂。最后,凡是程颐那派都吃白菜,凡是秦观、黄庭坚这拨苏门的人都吃肉,这就是北宋很著名的义气之争。这不仅仅是一则有趣的故事,更反应了北宋时期两种不同的性情观念,两种不同的做人风格,两种不同的对待礼教的态度。这不代表苏轼等人蔑视礼法,而是代表着对礼法的不同理解。礼法是用来规范人性的,而不是用来束缚人性的。如果是束缚的话,苏轼他们就写不出那么多活泼、生动、可爱、为我们所喜爱的作品了。

这是说个性洒脱自然、不拘于礼法。苏轼与六君子之所以备受后人推崇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因为他们都大节不亏,都有君子的操守。古人判断一个人,不仅看其政治才能、文学才华的高下,更要是看其历朝之大节。说具体点儿,就是彼此之间肝胆相照,荣辱与共,同舟共济,彼此关爱,不离不弃。关于作为政治家、君子的操守问题,司马光的学生,外号“殿上虎”的著名学者刘安世这样评价苏轼:“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,若大节一亏,则虽有细行,不足赎也。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,才意迈峻,惟己之是信。在元丰,则不容于元丰,人欲杀之;在元祐,则虽与老先生议论,亦有不合处,非随时上下人也。”这叫什么?这就是政治品格。

苏门六君子作为一个群体,一直肝胆相照,荣辱与共,同舟共济,彼此提携。由于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在,使得他们在政治问题、政治观念上,有自己的独立人格。一旦被贬,也不会苟且猥琐,而是光明正大,可以平静地面对苦难。如当初苏轼被贬惠州、儋州之后,六君子中担任官职的人大都被贬。秦观被贬藤州去世之后,其子秦湛与女婿也就是范祖禹的儿子范温侯护丧北归,在长沙与南贬宜州的黄庭坚相遇。黄庭坚与二子执手大哭,遂以银二十两为赠。秦观的儿子秦湛说:您现在也被贬谪,自顾不暇,怎么能把钱给我呢?黄庭坚跟他讲说,你父亲在世的时候,我们俩情同骨肉,亲如兄弟,现在我也落难了,不能亲自去埋葬他,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我对我兄弟的怀念,你们收下吧,这代表着我对他的一番忠义之情(事载《独醒杂志》)。

苏轼与门生:一群段子手,一门忠义士

苏门诸君子留给后人的印象,多是他们一则则风趣的言谈,一篇篇妙绝的词章,但其实不仅如此,他们有更核心的东西。这就是苏轼所说的,道德和忠义。这一点,在陈师道身上有更集中的体现。

陈师道一身傲骨,既不屈服于名人,也不屈服于权贵。早年他曾拜曾巩为师,后来苏轼非常欣赏他的诗文,希望收入自己的门下,谁知陈师道竟以两句诗婉言推辞,诗云:“向来一瓣香,敬为曾南丰。”曾南丰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,我已经拜曾巩为师了,所以不便再做你的弟子。但苏轼丝毫不以为忤,回复说你是曾巩的学生,曾巩是我的朋友,并不妨碍你也可以成为我的学生啊,仍然对他加以指导。苏轼当时是文坛盟主、士林领袖,能成为他的弟子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陈师道婉拒这件事,既说明了苏轼的气量,也说明了陈师道有几分文人的傲骨,不盲从、不攀附。

由于陈师道没有考中进士,无法做官,后来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与其他几个官员推荐他任徐州州学教授。几年后,苏轼出任杭州太守,路过南京(今河南商丘)。陈师道便离开徐州,专门到南京来为苏轼送行。结果朝廷以擅离职守罪名,将他弹劾去职,好不容易得来的官职就这样没了。但他并不在意,说“一代不数人,百年能几见?”——像苏轼这样的人,当世能有几人?我因送他丢官,毫不后悔。有人会说,一开始他不是不愿意结交苏轼吗?这是两回事?因为当时他只看到了苏轼在世俗的地位和名声,所以不愿攀龙附凤、屈从于权贵。如今当他真正认识到了苏轼的价值和意义,真心尊崇仰慕。于是,他不惜丢掉官职,只求能亲送他一程。这才是真正的欣赏,是超越了世俗浮华的灵魂上的相知与共鸣。

六君子既是文学之士,又是道德之士,我们觉得甚至是金刚之士。他们都坚守原则,又有自己的个性,这样丰富多彩的人才能走到一块儿,共同形成北宋历史上一段非常富有华彩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。苏门四学士、苏门六君子给我们的启发也正在于此:有文学、有道德、有个性、有色彩,有忠义。所以,苏轼和六君子之间才能结下深厚的友谊,一生中相互欣赏、相互扶持、相看两不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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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介绍:

康震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青年长江学者,百家讲坛知名学者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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